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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低微細”處入手提高應急物流能力

  從“低微細”處入手提高應急物流能力

  相對于“高大上”,應急物流更需要“低微細”。天津濱海“8·12”火災爆炸事故已經過去好幾天了,死亡人數讓全國人民為之關注及悲傷。而這一事件昭示出的國內危化品風險防范管理和應急方面存在著的問題提醒我們,在經歷SARS事件十二年后,國人在危化品乃至更大范疇、更多領域中的風險和應對能力依然有巨大的可提升空間。回顧一下事件發生全過程:8月12日22點50分,消防接到報警電話后16分鐘隊員們就趕到了現場,在對明火進行消防處理不久后的23點30分,發生第一次爆炸,30秒后第二次更大的爆炸發生,然后,后果幾近不可收拾。對于此事涉及到的消防指揮者而言,他們是按照火災的一般處置邏輯進行滅火的,“以水降溫”也是一般情況下的通常策略選擇。事實上,在沒有人為破壞的前提下,火災或爆炸的常見點燃源包括六個方面:明火、電氣設備、機械碰撞和摩擦、靜電、自燃、熱表面。由于天津這次事件起火的初始位置是集裝箱露天存放區域,可以排除電氣設備原因。而23時30分左右也一般不會有作業的問題,其他四個原因也基本不存在,自燃就成為本次事件中最可能的起因。在已知的瑞海存放區的危化品中,硫化鈉、硝化纖維素(即硝化棉)為易燃固體,一旦包裝破損就會出現自燃。自燃之后引發大火就會殃及更大范圍的危化品,當能量積累更大時爆炸也就發生了,而由于危化品存放集中,周邊的連環爆炸也就隨著發生了。如果對比一下中美的應急管理體系,我們會發現,美國是自下而上建設應急體系的,聯邦政府是最后被促動的,其過程是被需求驅動的。而中國則是中央政府強力推動的,地方則隨著中央的節奏起舞。美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特色和優勢主要體現在政府和國民注重危機知識和危機技能的培訓與學習,注重發揮公眾積極性,發揮社區作用,形成了全民參與的預防文化,應急知識教育貫穿整個教育階段,有較完備的應急預案體系,應急預案實用化、編制改進科學動態化,其應急體制模式是“大社會、小政府”。而我國的特點則反之,應急體制的設計及改動都依附于政府機構,應急管理辦公室只是一個協調機構,而不是職能機構,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對突發事件的響應依靠領導層層批示來啟動。這樣的弊端使得國家應急水平始終停滯不前,無法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最后出現嚴重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此次事故的諸多客觀背景也需要我們重視,其一,年均增長率為10%的危化品水上運輸量與相應的配套儲存中轉設施不完備之間的矛盾。其二,地方和企業領導人安全意識普遍薄弱,對責任意識、職業道德、安全文化之類的培育重視不夠,開展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不深入,管理人員和一線作業人員的安全實操技能與應急處置能力不足,這些都是制約企業安全管理能力的瓶頸,使其存在如此大的隱患而不自知。其三,設施規劃存在問題。對于是城市規劃本身就存在弊端還是后期的違規改建這一問題,我們認為規劃編制問題的可能性較小。從衛星圖看,爆炸點就像是一個普通的堆場(一類或二類物流倉儲用地),而并非是危化品堆場(三類物流倉儲用地),原堆場改建為危化品堆場是行政部門違規修改規劃(或涉事公司違反規劃改建)的可能性很大。為解決上述問題,國家也做了多方面的嘗試,如國家自上而下花大價錢推動著應急管理事業走過十幾個春秋,卻收效甚微。雖說“高大上”的東西弄出了不少,比如應急指揮大樓敞亮了,顯示屏也液晶了,可真正懂應急的人卻不在這里。相對于“高大上”,應急更需要“低微細”,從一個一個風險因素查過去,將一個一個風險隱患去除出去,將一次一次事件的發生原因分析立刻變成規則、規范和行動,把一類一類的“解藥”每時每刻都備好待用,事件一出現就能夠判斷出個子丑寅卯,應對方案自然也就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化工和其他行業領域不同,在和平年代、建設時期,它出現問題大致就相當于戰爭時動用了生化核武器,后面的衍生或潛在風險難以預計,不可估量。所以,不能只做“高大上”,一定要從“低微細”處入手做起。針對天津濱海新區的這次危化品爆炸案,分析原因、總結教訓、認定責任、避免同類事故再度發生是事故調查要經歷的幾個必然過程,這都是系統性、科學性很強的工作。事實上,從原因推結果相對容易,而從結果找原因則困難重重,因為造成某個結果的原因可能很多,如果能夠在諸多原因中確定最為合理的那個,需要進行反復調查,可能還要進行實驗。除此之外,找到真正的事故原因還可能要有一點點幸運的成分。這些所有的因素累加起來才能夠最后確認一個基本無誤的事故原因,可以想見做好這個工作有多么困難,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由于調查結果對于后面的事故防范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不管多么困難,其價值和意義都是很大的。(作者單位系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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